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王某做售货员，收入不多。李某称，自己平时挣来的钱几乎全给王某置办了电脑等物品。后来发现妻子回家后经常玩手机，总是躲着自己，还给陌生男子打电话。后来王某时常夜不归宿，而且李某一回家她就走。

《"考研热"从何而来？提升学校层次是重要因素之一》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